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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坊:王文海塑了千尊毛主席泥像


 
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3/11/26 13:49   北京青年报

 

  作者:颜菁、王卫

  王文海塑的毛主席像,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,大的一米五六高。泥塑的造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定式,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,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。

  

   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,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: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;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;以山为依托,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。

  大山子的798工厂曾经是老工业时代的遗留物,如今已经成为各色艺术家和艺术展的新聚集地。在一间宽大的厂房里,一个名为“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”的组织正在举办一场展览,展览的名字叫做“民间的力量”。

  有“延安泥塑王”之称的王文海就是这“民间力量”中的一支。当展览的举办者在延安看到他家中触目皆是、蔚为壮观的千尊毛主席泥塑时,都不禁惊奇不已,于是王文海带着他的毛主席泥塑像进北京了。

  人们恐怕要诧异眼前的一切,毛主席的泥塑像在他的手中已经超出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写实造型。他会认真地询问前来参观的外国人:“这是谁?”老外们拖着尾音回答:“毛泽东。”问孩子,孩子们用稚气的声音说是“毛爷爷”。他感到满意,因为有专业人士评价他做得不像,他却有自己的一套艺术理论:“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,认得就行,为什么要像呢?学院派的特长就是做具像的,我反而不喜欢,一看就没有什么想头了,似像非像才有意思。”

  王文海觉得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多年来都没有变化,人们看多了,情感上也趋于平淡了。想办法把毛主席打扮得美一点,让他看着更可亲、可爱、可敬,如果能让年轻人觉得有味道,耳目一新,继而进一步去了解这个人,这才是泥塑背后他更深远的意图。对于那些不同的手法,王文海则解释那是自己跟毛主席开个玩笑,提个问题。

 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至今的王文海,不折不扣与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交道,难怪他称毛主席是他最亲近的人。从讲解员到泥塑王,尽管转变了角色,王文海却依然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,那是他从18岁起就选择的人生目标。

  -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、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,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

  1969年,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老讲解员都上五七干校锻炼去了,馆里决定招收新一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。招收的条件非常严格,人员要由各县推荐,而且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,历史清白。18岁的王文海是黄龙县两个推荐人选之一,他少时随父亲从河南落脚到陕西,父母都是贫苦出身。70个年轻、按捺不住兴奋的男男女女经过挑选、培训和试讲,最后留下了29个,仅剩的4个男性里就有王文海一个。他形容当时的自己:“扎着个武装带,长得也比现在帅,神气得很。”他初中毕业,从农村走出来自视优秀,再看看周围一大群的女孩子,更感到无比的自豪。试讲的那天,他的题目是《重庆谈判》。

  讲解员的工作就是了解毛主席思想、宣传毛主席思想。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、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,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。“毛主席那时在我心中就是神圣的。我们经常接待外宾,从农村来的孩子谁见过外国人呀,用当时的话说真是‘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宣传毛泽东思想’。”他每天要背很多关于毛主席的故事,好在“文革”期间农村发了许多小册子,介绍毛主席的生平和语录,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。

  初到纪念馆,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照片和历史人物,对王文海来说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太多。每个周末,馆里都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会,馆员们汇报自己是怎样学习和怎样实践的,王文海成了讲用会上的红人。

  “因为女同志多,她们都不好意思上台,所以一开会她们就说让王文海发言去。”于是他只好晚上加班写讲稿。第二天讲完后,女同事们都拍手说讲得好,他自己也不知讲得好坏,就知道害羞,女同事们一拍手他就脸红。

  大会小会都被推荐上台发言,这促使王文海不得不苦读毛主席的著作,毛泽东选集他读了四五遍,画满了红、蓝、绿各色的杠子。因为老家是河南的,四声发音不准,他就天天练习。这些无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讲解技巧,也使他成为担任讲解工作时间最长的人———很多男同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被淘汰掉了,而他却讲了十几年。

  “当时参观的人多,又不卖门票,我们确实饱含感情从早讲到晚,不漏一个观众。”从杨家岭到枣园,又到王家坪、南泥湾纪念馆,因为讲得好,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馆王文海都待过。哪里讲得不行就会有人提议:“让王文海去吧。”

  从进馆开始,军代表就要求这些年轻的思想宣传员天天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,怕他们见异思迁,鼓励他们向苏联和朝鲜的讲解员学习,做一辈子的讲解工作,宣传一辈子的毛泽东思想。于是当一名“白发苍苍的讲解员”也成为王文海心中一个神圣的理想,除此以外没有一点私心和杂念。

  因为年轻吃得多,粮票常常不够用,老父亲就把家里多收的玉米卖了换成粮票给王文海送来,他为儿子有这样一份工作也感到自豪。至今回想起那段生活,他依然觉得:“吃的是玉米面饸饹,但精神上非常愉快。”

  然而历史的一页终究要被翻过去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重心的转移,纪念馆昔日的光芒在暗淡,来纪念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了,而且人们似乎也不再需要什么讲解,这让王文海产生了一些失落和困惑。“也许是环境造就了一切,当初来参观的人和我一样崇拜毛主席,听完讲解后他们觉得受了教育,认为我们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,日本、美国来的外宾更是非常感谢我们。”毛主席去世和一系列的变化,让沉静在精神世界里的王文海顾及不暇,难以理解。

  -“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?”

  为了怀念自己“最熟悉的人”,王文海开始塑泥像。尽管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讲解员,但艺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到纪念馆里画油画、做雕塑,许多有名的大画家也来这里临摹写生。与他们的接触,引发了王文海一直深埋心底的兴趣。“我从小爱画画,小时候家里的被面上印有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图案,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里画,那时的美术书籍太稀少了。”王文海至今都相信,如果当年他不去纪念馆,后来会成为一名画家。

  纪念馆请最好的照相师傅来馆里放大照片,最好的画家来画毛主席像,最好的雕塑家来塑革命人物。跟着他们砸泥、和泥,看他们拿着照片远看看、近看看,挥洒画笔,向往艺术的王文海对他们也产生了崇拜之情。为来延安采风的画家靳尚谊、钱绍武做模特更让他感到无比荣幸。在美院老师的鼓励下,他捧起了黄泥,塑造的主人公当然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毛主席。

  王文海觉得自己与毛主席有缘分,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欢、亲切得很。冲相师傅把那些放大或曝光不好的照片扔了,他都把它们拾回去,保存下来。只要是毛主席的肖像,不管是全身的半身的,他都收藏。也许是因为毛主席的形象看得多了,没有专业基础的他一出手就能抓住特点,一捏一拍就让周围的人感到惊奇:“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?”人们的夸奖和鼓励让他一发不可收拾,刚开始做半身的,后来做全身的,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,大的一米五六高,越塑越多,1988年还办起了家庭泥塑展览。美院的师生,延安的老乡,还有外国人纷纷前来参观。泥塑的造型并不严谨,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,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,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。

  他的工具就是一把竹刀,“泥塑是有灵气的,我不喜欢精雕细琢,刻来刻去把灵气都磨损掉了。”他也试过按照美院里教的那样做骨架、反复雕刻,进行人物写生,但最终觉得不行,没味儿,“临摹太拘束,不临摹的反而比临摹的要像,非要像现在这样捏不可。”很多好心人对王文海说:“你塑毛主席像,我家里有陶瓷的、石膏的,你拿去。”他看看就罢了,自信还没有自己塑的神气、有味道。

  在王文海的影响下,沉默寡言的妻子也开始跟着他捏泥人,而且悟性很好,塑出的泥像经王文海稍稍修改就成型了。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,第一次举行家庭展览时就有几百尊毛主席像了,没几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。夫妻俩没想着出名,更没想着赚钱。王文海的工资不高,但他的要求也不高,只要有面条喝、馒头吃就满足了,直到现在他也没想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,人们对金钱趋之若鹜,而他宣传自己崇敬的人、信仰的思想,没有改变。

  然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,单位领导一度认为他不务正业,还停发过他一年的工资。他调到旧址管理部门以后,周围的人都说:搞个维修,开工完工,能吃点喝点不是挺好。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,他自认为:“升不了官也不想升官,发不了财也不想发财。只要给我时间,让我塑毛主席像,宣传他就对了。”

  1990年他和妻子向亚运会赠送了一千匹彩塑的泥骏马,是他们夫妻俩辛辛苦苦花了两年的时间做出来的。用他的话说:“延安没有钱,能贡献的就是艺术品。”这个举动为革命老区争了光,地区领导开始支持他。

  因为长期闭门在家做泥塑,有一段时间王文海的颈椎病特别严重,以致无法再进行创作了,医生警告如果不好好治疗就会瘫痪。儿子还没立业;老婆又跟着自己捏了半辈子的泥疙瘩,什么也没有;而“让毛主席走进千家万户”的理想更是远远没有实现,他当时感到很悲观。为了治病,他忍痛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创作,每天让妻子给他按摩,自己还天天走一里路,到延安大桥担水。周围人说他是怪人,家里有自来水不喝,他美其名曰要喝“矿泉水”。这样担了三四年,病竟然慢慢好了。

  全家人都跟着王文海沉浸在泥塑的小天地里,妻子为他砸泥、和泥,星期天他又拉着儿子跟着他上山挖泥。特别是妻子,没有她的支持,王文海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这么多。别人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,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这种日子?“我们的房子什么装修都没有,家里除了摆满了泥人,其他啥也没有。老婆不打扮,多少年也没给她买一件新衣裳,她也不计较,就是跟着我做泥塑。”

  做泥塑真是做得没有个年月,没有个节日。一次过年,第二天就是年三十,王文海这才想起来去割些肉,结果老乡都赶着回家,只剩下一块,称了称2斤8两。

  “当时老婆就哭起来,说她自己没什么,可老妈妈还在呢。可我老妈妈也好,说用萝卜干包饺子好吃得很。儿子也好,只要花两块钱给他买炮放,他就满足了,不要其他的。”

  -王文海成了“泥塑王”

  不串门、不打牌,甚至连邻居住的是谁也不清楚,一家人自塑自乐,成了气候。《毛泽东像》、《嘎小子》、《女英雄》、《鲁迅》等等百余尊泥塑作品陆续刊登在中外的报纸杂志上。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,1993年举办的“千尊毛主席塑像展”引起各界的关注,延安的文艺青年把他的泥塑搬出来展览,开作品讨论会,学校的师生也邀请他去讲课,王文海成了“泥塑王”。1995年,陕西省委、省政府授予他“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的荣誉称号。

  好事的人不能理解:王文海家里什么也没有,一些泥疙瘩还招来这采访那采访?当地群艺馆评价他:既非民间,也非专业。但王文海的妻子骄傲地对别人说:“我们家里‘人’最多。”

  王文海有三大理想,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: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;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;以山为依托,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。为此他也跑动了一些地方,但发觉实现起来的确很困难。有人嘲笑他:王文海你在替市长、省长考虑问题。“那么将来我就筹些钱在延安打一座土窑洞,把我的泥塑全部放进去,这总可以实现。”

  20年来,无数人问王文海,你为了什么?儿子小时帮他和泥就说:爸爸这太苦了。现在儿子也会问:爸爸你看你在艺术上这么扑腾,吃这么多苦,得到什么?有时间他就看看书,搞自己的创作,他认为在这个赚钱的时代,别人不会理解他。不理解就不理解吧,他归结这就是他的天性。

  “小地方环境压抑,不是我意志坚定,早就自生自灭了。”到了北京,他惊喜地发现很多人能够理解他,称他为“老师”、“大师”,他感叹到底是这里人的眼界不同,视野开阔,而且“这里的面条、馒头也特好吃”。53岁的他,希望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,而他也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发挥出自己的艺术天资。

  很多观看他作品的人问他:你是以艺术为重还是宣传你的思想?王文海回答:还是宣传思想,通过我的泥塑宣传我的信仰追求,我的视角,我所热爱的人。他认为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旧是人类最美好的思想,如果人们真的如他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毫不利己专门利人,那么人类的前景将非常美好。

  “现在有的人自私贪婪,甚至不如动物,老虎吃饱了就不再袭击其他动物了,但人不行,有了一百万,还要挣一千万、一亿。”王文海的想法与周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儿子也常常和他吵架,但他不以为然:毛主席思想把我培养成了这样也就这样了。尽管艺术形式在变,但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变。他最反感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,也不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妄加评论,不过“跟他们辩论,也就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”。

还有人问王文海:如果毛主席在世你会不会塑泥像?他想了想笑着说:“毛主席是个哲学家,会辩证地看问题,他也很幽默,虽然我将泥塑变了变形,但他会理解我是在跟他开个善意的小玩笑。”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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