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文海塑的毛主席像，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，大的一米五六高。泥塑的造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定式，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，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。

　　王文海有三大理想，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：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；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；以山为依托，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。 　　

　　大山子的798工厂曾经是老工业时代的遗留物，如今已经成为各色艺术家和艺术展的新聚集地。在一间宽大的厂房里，一个名为“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”的组织正在举办一场展览，展览的名字叫做“民间的力量”。 　　

　　有“延安泥塑王”之称的王文海就是这“民间力量”中的一支。当展览的举办者在延安看到他家中触目皆是、蔚为壮观的千尊毛主席泥塑时，都不禁惊奇不已，于是王文海带着他的毛主席泥塑像进北京了。 　　

　　人们恐怕要诧异眼前的一切，毛主席的泥塑像在他的手中已经超出我们司空见惯的传统写实造型。他会认真地询问前来参观的外国人：“这是谁？”老外们拖着尾音回答：“毛泽东。”问孩子，孩子们用稚气的声音说是“毛爷爷”。他感到满意，因为有专业人士评价他做得不像，他却有自己的一套艺术理论：“老百姓一看就认得是毛主席，认得就行，为什么要像呢？学院派的特长就是做具像的，我反而不喜欢，一看就没有什么想头了，似像非像才有意思。” 　　

　　王文海觉得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多年来都没有变化，人们看多了，情感上也趋于平淡了。想办法把毛主席打扮得美一点，让他看着更可亲、可爱、可敬，如果能让年轻人觉得有味道，耳目一新，继而进一步去了解这个人，这才是泥塑背后他更深远的意图。对于那些不同的手法，王文海则解释那是自己跟毛主席开个玩笑，提个问题。 　　

　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至今的王文海，不折不扣与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难怪他称毛主席是他最亲近的人。从讲解员到泥塑王，尽管转变了角色，王文海却依然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，那是他从18岁起就选择的人生目标。 　　

　　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、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。　　

　　1969年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老讲解员都上五七干校锻炼去了，馆里决定招收新一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。招收的条件非常严格，人员要由各县推荐，而且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，历史清白。18岁的王文海是黄龙县两个推荐人选之一，他少时随父亲从河南落脚到陕西，父母都是贫苦出身。70个年轻、按捺不住兴奋的男男女女经过挑选、培训和试讲，最后留下了29个，仅剩的4个男性里就有王文海一个。他形容当时的自己：“扎着个武装带，长得也比现在帅，神气得很。”他初中毕业，从农村走出来自视优秀，再看看周围一大群的女孩子，更感到无比的自豪。试讲的那天，他的题目是《重庆谈判》。 　　

　　讲解员的工作就是了解毛主席思想、宣传毛主席思想。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成为王文海最熟悉、最热爱和最崇拜的人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。“毛主席那时在我心中就是神圣的。我们经常接待外宾，从农村来的孩子谁见过外国人呀，用当时的话说真是‘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宣传毛泽东思想’。”他每天要背很多关于毛主席的故事，好在“文革”期间农村发了许多小册子，介绍毛主席的生平和语录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。 　　

　　初到纪念馆，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照片和历史人物，对王文海来说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太多。每个周末，馆里都开展毛泽东思想讲用会，馆员们汇报自己是怎样学习和怎样实践的，王文海成了讲用会上的红人。 　　

　　“因为女同志多，她们都不好意思上台，所以一开会她们就说让王文海发言去。”于是他只好晚上加班写讲稿。第二天讲完后，女同事们都拍手说讲得好，他自己也不知讲得好坏，就知道害羞，女同事们一拍手他就脸红。 　　

　　大会小会都被推荐上台发言，这促使王文海不得不苦读毛主席的著作，毛泽东选集他读了四五遍，画满了红、蓝、绿各色的杠子。因为老家是河南的，四声发音不准，他就天天练习。这些无形中都提高了他的讲解技巧，也使他成为担任讲解工作时间最长的人———很多男同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被淘汰掉了，而他却讲了十几年。 　　

　　“当时参观的人多，又不卖门票，我们确实饱含感情从早讲到晚，不漏一个观众。”从杨家岭到枣园，又到王家坪、南泥湾纪念馆，因为讲得好，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馆王文海都待过。哪里讲得不行就会有人提议：“让王文海去吧。” 　　

　　从进馆开始，军代表就要求这些年轻的思想宣传员天天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，怕他们见异思迁，鼓励他们向苏联和朝鲜的讲解员学习，做一辈子的讲解工作，宣传一辈子的毛泽东思想。于是当一名“白发苍苍的讲解员”也成为王文海心中一个神圣的理想，除此以外没有一点私心和杂念。 　　

　　因为年轻吃得多，粮票常常不够用，老父亲就把家里多收的玉米卖了换成粮票给王文海送来，他为儿子有这样一份工作也感到自豪。至今回想起那段生活，他依然觉得：“吃的是玉米面饸饹，但精神上非常愉快。” 　　

　　然而历史的一页终究要被翻过去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重心的转移，纪念馆昔日的光芒在暗淡，来纪念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而且人们似乎也不再需要什么讲解，这让王文海产生了一些失落和困惑。“也许是环境造就了一切，当初来参观的人和我一样崇拜毛主席，听完讲解后他们觉得受了教育，认为我们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，日本、美国来的外宾更是非常感谢我们。”毛主席去世和一系列的变化，让沉静在精神世界里的王文海顾及不暇，难以理解。 　　

　　“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？”
　　
　　为了怀念自己“最熟悉的人”，王文海开始塑泥像。尽管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讲解员，但艺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到纪念馆里画油画、做雕塑，许多有名的大画家也来这里临摹写生。与他们的接触，引发了王文海一直深埋心底的兴趣。“我从小爱画画，小时候家里的被面上印有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图案，我就把被子拉到院子里画，那时的美术书籍太稀少了。”王文海至今都相信，如果当年他不去纪念馆，后来会成为一名画家。 　　

　　纪念馆请最好的照相师傅来馆里放大照片，最好的画家来画毛主席像，最好的雕塑家来塑革命人物。跟着他们砸泥、和泥，看他们拿着照片远看看、近看看，挥洒画笔，向往艺术的王文海对他们也产生了崇拜之情。为来延安采风的画家靳尚谊、钱绍武做模特更让他感到无比荣幸。在美院老师的鼓励下，他捧起了黄泥，塑造的主人公当然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毛主席。 　　

　　王文海觉得自己与毛主席有缘分，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欢、亲切得很。冲相师傅把那些放大或曝光不好的照片扔了，他都把它们拾回去，保存下来。只要是毛主席的肖像，不管是全身的半身的，他都收藏。也许是因为毛主席的形象看得多了，没有专业基础的他一出手就能抓住特点，一捏一拍就让周围的人感到惊奇：“王文海没学过怎么就能捏得像呢？”人们的夸奖和鼓励让他一发不可收拾，刚开始做半身的，后来做全身的，小的有大拇指那么大，大的一米五六高，越塑越多，1988年还办起了家庭泥塑展览。美院的师生，延安的老乡，还有外国人纷纷前来参观。泥塑的造型并不严谨，毛主席像的面部表情也与历来的作品大不相同，但这些恰恰造就了王文海独特的风格，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。 　　

　　他的工具就是一把竹刀，“泥塑是有灵气的，我不喜欢精雕细琢，刻来刻去把灵气都磨损掉了。”他也试过按照美院里教的那样做骨架、反复雕刻，进行人物写生，但最终觉得不行，没味儿，“临摹太拘束，不临摹的反而比临摹的要像，非要像现在这样捏不可。”很多好心人对王文海说：“你塑毛主席像，我家里有陶瓷的、石膏的，你拿去。”他看看就罢了，自信还没有自己塑的神气、有味道。 　

　　在王文海的影响下，沉默寡言的妻子也开始跟着他捏泥人，而且悟性很好，塑出的泥像经王文海稍稍修改就成型了。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，第一次举行家庭展览时就有几百尊毛主席像了，没几天就能做出十尊八尊。夫妻俩没想着出名，更没想着赚钱。王文海的工资不高，但他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有面条喝、馒头吃就满足了，直到现在他也没想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，人们对金钱趋之若鹜，而他宣传自己崇敬的人、信仰的思想，没有改变。 　　

　　然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，单位领导一度认为他不务正业，还停发过他一年的工资。他调到旧址管理部门以后，周围的人都说：搞个维修，开工完工，能吃点喝点不是挺好。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，他自认为：“升不了官也不想升官，发不了财也不想发财。只要给我时间，让我塑毛主席像，宣传他就对了。” 　　

　　1990年他和妻子向亚运会赠送了一千匹彩塑的泥骏马，是他们夫妻俩辛辛苦苦花了两年的时间做出来的。用他的话说：“延安没有钱，能贡献的就是艺术品。”这个举动为革命老区争了光，地区领导开始支持他。 　　

　　因为长期闭门在家做泥塑，有一段时间王文海的颈椎病特别严重，以致无法再进行创作了，医生警告如果不好好治疗就会瘫痪。儿子还没立业；老婆又跟着自己捏了半辈子的泥疙瘩，什么也没有；而“让毛主席走进千家万户”的理想更是远远没有实现，他当时感到很悲观。为了治病，他忍痛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创作，每天让妻子给他按摩，自己还天天走一里路，到延安大桥担水。周围人说他是怪人，家里有自来水不喝，他美其名曰要喝“矿泉水”。这样担了三四年，病竟然慢慢好了。 　　

　　全家人都跟着王文海沉浸在泥塑的小天地里，妻子为他砸泥、和泥，星期天他又拉着儿子跟着他上山挖泥。特别是妻子，没有她的支持，王文海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这么多。别人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，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这种日子？“我们的房子什么装修都没有，家里除了摆满了泥人，其他啥也没有。老婆不打扮，多少年也没给她买一件新衣裳，她也不计较，就是跟着我做泥塑。” 　　

　　做泥塑真是做得没有个年月，没有个节日。一次过年，第二天就是年三十，王文海这才想起来去割些肉，结果老乡都赶着回家，只剩下一块，称了称2斤8两。 　　

　　“当时老婆就哭起来，说她自己没什么，可老妈妈还在呢。可我老妈妈也好，说用萝卜干包饺子好吃得很。儿子也好，只要花两块钱给他买炮放，他就满足了，不要其他的。” 　　

　　王文海成了“泥塑王” 　　

　　不串门、不打牌，甚至连邻居住的是谁也不清楚，一家人自塑自乐，成了气候。《毛泽东像》、《嘎小子》、《女英雄》、《鲁迅》等等百余尊泥塑作品陆续刊登在中外的报纸杂志上。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，1993年举办的“千尊毛主席塑像展”引起各界的关注，延安的文艺青年把他的泥塑搬出来展览，开作品讨论会，学校的师生也邀请他去讲课，王文海成了“泥塑王”。1995年，陕西省委、省政府授予他“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的荣誉称号。 　

　　　好事的人不能理解：王文海家里什么也没有，一些泥疙瘩还招来这采访那采访？当地群艺馆评价他：既非民间，也非专业。但王文海的妻子骄傲地对别人说：“我们家里‘人’最多。” 　　

　　王文海有三大理想，在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：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纪念塔；从杨家岭到王家坪的山上塑二万五千个雕像以纪念长征；以山为依托，修一座130米的毛主席像。为此他也跑动了一些地方，但发觉实现起来的确很困难。有人嘲笑他：王文海你在替市长、省长考虑问题。“那么将来我就筹些钱在延安打一座土窑洞，把我的泥塑全部放进去，这总可以实现。” 　　

　　20年来，无数人问王文海，你为了什么？儿子小时帮他和泥就说：爸爸这太苦了。现在儿子也会问：爸爸你看你在艺术上这么扑腾，吃这么多苦，得到什么？有时间他就看看书，搞自己的创作，他认为在这个赚钱的时代，别人不会理解他。不理解就不理解吧，他归结这就是他的天性。 　　

　　“小地方环境压抑，不是我意志坚定，早就自生自灭了。”到了北京，他惊喜地发现很多人能够理解他，称他为“老师”、“大师”，他感叹到底是这里人的眼界不同，视野开阔，而且“这里的面条、馒头也特好吃”。53岁的他，希望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，而他也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发挥出自己的艺术天资。 　　

　　很多观看他作品的人问他：你是以艺术为重还是宣传你的思想？王文海回答：还是宣传思想，通过我的泥塑宣传我的信仰追求，我的视角，我所热爱的人。他认为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旧是人类最美好的思想，如果人们真的如他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那么人类的前景将非常美好。 　　

　　“现在有的人自私贪婪，甚至不如动物，老虎吃饱了就不再袭击其他动物了，但人不行，有了一百万，还要挣一千万、一亿。”王文海的想法与周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儿子也常常和他吵架，但他不以为然：毛主席思想把我培养成了这样也就这样了。尽管艺术形式在变，但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变。他最反感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，也不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妄加评论，不过“跟他们辩论，也就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”。 　　

　　还有人问王文海：如果毛主席在世你会不会塑泥像？他想了想笑着说：“毛主席是个哲学家，会辩证地看问题，他也很幽默，虽然我将泥塑变了变形，但他会理解我是在跟他开个善意的小玩笑。”